編者按

2023年漸行漸遠，2024年迎面而來。2023年是全面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的開局之年。回望2023年，勞動領域理論研究聚焦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健全勞動法律法規、完善勞動關系協商協調機制、健全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等黨的二十大提出的重要目標任務的貫徹落實；聚焦國家重大戰略、重要理論議題的研究闡釋；聚焦數字化浪潮帶來的勞動工具、生產方式等變革，直面機遇與挑戰。

歸納梳理勞動領域理論熱點，既是對過去一年勞動領域落實國家重大戰略、回應經濟社會發展大勢的總結與回顧，也是對未來進行理論創新、更好發揮理論指導實踐作用的先導。為此，本版推出特別策劃，擷取2023年勞動領域理論熱點，邀請專家學者進行分析闡釋，探究熱點現象背后的深層理論問題，并提出破解思路，為推動構建中國特色和諧勞動關系提供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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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質生產力的特點與形成邏輯

賴德勝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生態文明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熱點：2023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新時代推動東北全面振興座談會上強調，積極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進制造、電子信息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積極培育未來產業，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增強發展新動能。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特別是以顛覆性技術和前沿技術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新質生產力。如何理解“新質生產力”？經濟增長動能發生變化的背景下，如何推進形成新質生產力？

點評：新質生產力的提出為以科技創新引領產業全面振興、推動高質量發展提供了重要指引。

與傳統生產力相比，新質生產力具有三個特點。一是創新在經濟發展中發揮著主導作用。生產力的提升可以通過要素的投入而達到，也可以通過創新而達到。新質生產力的形成，關鍵在于創新，特別是要有突破性的科技革命，要發揮科技創新的“增量器”作用，表現為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高。二是以科技創新引領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產業是新質生產力的載體，既要有戰略性新興產業，比如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新能源汽車、綠色環保及航空航天等，又要有前瞻性謀劃未來產業，比如類腦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術、深海空天開發、氫能與儲能等。三是能不斷開辟發展新領域新賽道，不斷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提高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性、穩定性和競爭力。

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要把握好三個重點。一是加快建設新質勞動者隊伍，培養造就更多戰略科學家、戰略企業家、卓越工程師、大國工匠、高技能人才，用好用活各類人才。二是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既要健全新型舉國體制，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又要鼓勵自由探索，強化企業在科技創新中的主體地位。三是加快塑造適應新質生產力的生產關系，通過改革破除制約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各種體制機制障礙，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推動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激發每一種生產要素和每一個市場主體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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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進步對勞動技能提出新要求

唐鑛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

熱點：2023年，全球科技熱詞非人工智能莫屬。由ChatGPT帶動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等話題，引起學界廣泛關注和討論。技術進步對勞動者技能和素質提出哪些新要求？如何促進勞動技能供需匹配，助力實現高質量發展？

點評：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新技術的應用推動了科技創新發展，促進了產業升級和新業態新模式的不斷涌現。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強化現代化建設人才支撐。當前，在新舊動能轉換、產業升級的背景下，實現高質量發展，要做到科技自立自強、自主可控。自主創新的可控性體現在三個方面：原始創新，解決卡脖子問題；集成創新，解決關鍵元器件研發；產學研創新，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強調工藝流程的精益求精。在高質量發展這一首要任務驅動下，要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實現科技自立自強、自主可控，離不開一支高素質的勞動大軍。

技術進步對勞動技能提出了新要求。產業工人隊伍建設的核心是提高勞動者的技能適應性和創新能力，促進勞動技能供需匹配，適應產業升級和創新發展的時代需要。當前，促進勞動技能升級的重要抓手就是數字技術支撐下的產業革命和方興未艾的數字經濟。要著力提升勞動者的數字化素養、數字化意識和數字化思維，掌握數字化轉型發展過程中的新知識、新理論和新的實踐“風向標”。同時，推動完善終身職業技能培訓制度和技能競賽活動，促進勞動者數字技能的提升和數字知識的更新，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充分發揮工人階級主力軍作用。

新興數字技術催生了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實現了生產力的突破和升級。生產力的升級一方面要求勞動者素質的提升，另一方面要求生產關系的協同匹配。生產關系和分配制度設計影響社會公平正義，因此，要更加關注數字技術進步下，人和組織互動關系的變化，推進組織變革，提升人和組織的共融性、共生性，打造利益共同體、事業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共同推動和實現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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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結構變化對勞動力供給的影響

田永坡 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人力資源市場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熱點：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2年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60‰，全國人口減少85萬人；我國16～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在達到峰值9.2億之后開始下降，2022年末是8.76億人。人口總量減少和結構變化對勞動力供給有怎樣的影響？未來促進勞動力供需平衡應如何發力？

點評：當前，我國人口總量減少且發生結構轉變，呈現少子化、老齡化、區域人口增減分化的趨勢性特征。全面認識、正確看待我國人口發展新形勢是理解勞動力市場供需變化的重要前提。一方面，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在一定時期內會導致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占比以及潛在勞動供給的變化。另一方面，人口質量也在發生較大變化，與2010年相比，2020年15歲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人口素質不斷提升對于改善勞動力供給質量和生產率提升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從需求角度看，科技進步特別是數字化發展呈現加速之勢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重要影響，對勞動力結構的優化也提出新要求，需要更為科學、系統地研究人口發展新特點下勞動力供需均衡的變化。

加快塑造素質優良、總量充裕、結構優化、分布合理的現代化人力資源，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是未來一個時期的戰略取向，也對勞動力市場供需管理提出了新要求。

為此，可以考慮以下幾個著力點：一是提升人口素質，提高勞動力供給質量。著眼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戰略安排，從戰略角度系統研判未來人才需求的變化趨勢及其對教育、就業等工作的新要求，明確未來勞動力素質提升的重點。二是立足當前就業形式多樣化發展的趨勢，引導社會各界崇尚勞動、熱愛勞動、辛勤勞動、誠實勞動，充分激發勞動者的創造價值。三是進一步完善勞動力市場建設，提高各類人力資源服務發展質量，促進勞動力科學、有序流動，提高勞動力配置效率。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鼓勵勤勞致富，促進機會公平，匯聚強國建設的各類人才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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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適應制造強國建設的工匠人才

王星 南開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工匠研究中心主任

熱點：2023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同全總新一屆領導班子成員集體談話時強調，要深化產業工人隊伍建設改革，加快建設一支知識型、技能型、創新型產業工人大軍，培養造就更多大國工匠和高技能人才。眼下，各地陸續成立工匠學院，加強工匠人才培養力度。工匠人才培養的理論邏輯是什么？在產業升級背景下，如何完善工匠人才培養體系，用好現有資源手段培育適應制造強國建設的工匠人才隊伍？

點評：制造業是競爭力扎根于制造工序的典型產業，而技能人才是鏈接技術創新與生產實踐最基礎、最核心的勞動要素，也是推動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基礎支撐。因此，建設一支高質量的技能人才隊伍是推動我國從制造大國邁向制造強國的關鍵舉措之一。不過，當前，技能人才尤其是高技能人才短缺成為困擾制造產業轉型升級的難題之一。

優化技能人才培養模式、提升技能人才培養質量，以下幾方面的議題尤其值得關注。一是在制度設計底層邏輯上尊重技能人才的成長規律。依據技能形成理論，技能人才是在普通技術崗位上經過長時間實踐歷練逐漸成長起來的。因此，不僅要關注、激勵和支持已經成熟的技能高手，更要關注技術崗位上的普通勞動者，注重針對不同技能成長階段的特征進行相應制度設計，以支持技能勞動者潛心鉆研、提高技藝。二是發揮工會大學校作用，建設面向全體產業工人的技能形成架構。利用工會的組織優勢，鏈接多樣化技能培訓資源，探索與職業學校、企業行業、各類技能培訓機構的多元化合作模式，搭建面向全體產業工人的技能更新和技能升級培訓體系。三是圍繞技能人才供應、技能人才應用、技能人才支持等議題建設技能形成制度生態，激勵勞動者主動學習、積累和提升技能的動機。四是完善產業工人社會權利保護、推動技能勞動者的社會融入。農民工是我國產業工人的主體，保障其就業穩定性、推動其融入城市是影響他們能否專注于積累和提升就業技能的根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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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技術給勞動權益保障帶來的挑戰

王天玉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社會法室副主任

熱點：2023年，平臺用工中的關系認定、勞動基準、算法治理等問題依舊是學界關注的熱點。同時，隨著數字化勞動工具的廣泛應用，線上辦公、遠程監控等新的勞動管理方式衍生出隱形加班、隱私保護等新現象、新問題。數字技術的應用給勞動權益保障帶來哪些挑戰？如何回應與治理，更好保障勞動者權益？

點評：隨著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勞動形態正在發生根本性變革，主導趨勢是工業化以來形成的團體性勞動組織結構逐漸被打破，以平臺化、數據化、靈活化為核心特征的個體性勞動大幅增加。這種轉型在多個層面同時發生，既有傳統用人單位勞動管理的自我消解，在實踐中表現為勞動者脫離工作場所的遠程勞動，也有大量勞動者脫離單位制勞動組織，通過網絡平臺向社會提供信息服務或勞動成果。后者在表現形式上可進一步分為兩種基本形態：一種是在線提供服務或交付成果的“線上勞動”，代表性職業有網絡主播、定制設計等；另一種是基于線上勞務撮合提供現實服務的“線下勞動”，代表性職業有外賣配送員、網約車司機等。

勞動形態的變革標示著新技術條件下勞動組織與勞動方式的數字化轉型，對勞動權益保障和勞動治理機制提出了新要求。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支持和規范發展新就業形態，為我國勞動法治發展指明了目標和任務。從勞動規范構造的內在邏輯看，現行勞動法律法規以團體性勞動為前提假設，以用人單位為基本保障主體，沿著“勞動事實—責任單位—保障義務—權利救濟”的邏輯展開，并未將個體性勞動作為主要調整對象，導致個體性勞動興起并日漸成為主要就業形式后，現行勞動治理機制難以有效應對，凸顯出制度短板和對策滯后。

“新勞動、新需求、新保障”應成為數字時代我國勞動規范體系轉型升級的關鍵詞，既要在理論層面歸納總結個體性勞動在信息技術、人工智能賦能下呈現的新特點，也要在實踐層面探索適應我國新就業形態發展的勞動保障規則，填補現行法的制度空白，并為世界范圍內的勞動變革貢獻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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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靈活化的社會保障應對

魯全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熱點：新就業形態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試點在7省市的7家平臺企業已開展1年有余。截至2023年9月末，累計有668萬人被納入保障范圍，3.2萬人次獲得職業傷害保障待遇4.9億元。同時，多地出臺超齡就業人員等無勞動關系群體納入工傷保險政策，為靈活就業人員職業傷害提供更多保障渠道。如何看待工傷保障制度在靈活就業人員中的突破？在就業日趨靈活化的背景下，社會保障應如何應對？

點評：新就業形態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試點是社會保險制度積極適應就業形態變化，保護新就業形態從業人員的有益嘗試和制度創新，為保護靈活就業人員的社會保障權益奠定了制度基礎。其按單繳費的參數設計符合新業態的就業特征，平臺企業的信息系統建設為高效經辦并在此后拓展到其他社會保險險種提供了技術支撐，試點先行的做法也符合我國社會政策改革的基本邏輯。

總體來看，職業傷害保障試點充分體現了社會保險制度對勞動力市場變化的調適性，即通過社會保險制度的參數改革而非模式改革來有效應對就業形態的變化。然而，目前大量靈活就業人員仍然缺乏完善和完整的社會保險制度保障，保就業與提高參保質量之間、靈活就業人員的繳費能力與未來待遇給付之間的平衡都需要繼續深化改革。未來，首先要擴大職業傷害保障的試點范圍，可以從試點區域、行業和企業三個方面逐步擴大，并進一步總結運行中的經驗和問題。同時，研究有關工傷保險與職業傷害保險銜接或合并運行的操作辦法，讓參保者全面享受職業傷害的各項權益。此外，還可以開展靈活就業人員參加其他職工社會保險的前期研究工作。

隨著互聯網信息技術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勞動者就業“新業態”很可能會變成“新常態”，靈活就業規模會逐步擴大，行業會逐步拓展，傳統業態與新業態之間也會彼此轉換，這些都需要進一步深化對靈活就業人員社會保險問題的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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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集體勞動權

聞效儀 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勞動關系與人力資源學院院長、教授

熱點：目前，我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達8400萬人。據統計，自2021年至2023年6月底，全國已發展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工會會員1227萬人。同時，2023年7月，全國外賣行業首個全網職代會、首份全網集體合同在“餓了么”平臺誕生。加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組織建設與保障集體勞動權意義何在？在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方面，如何發揮好工會的獨特作用？

點評：黨的二十大明確提出加強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的要求。當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不僅是我國勞動力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職工隊伍的重要組成。由于勞動關系模糊，勞動合同簽訂率低，現有勞動法律及司法實踐難以提供全面保障，作為職工利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工會組織在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維護中的作用日益凸顯。一方面，工會主動適應企業組織形式、職工隊伍結構、勞動關系等方面的發展變化，維護勞動者參加和組織工會的權利，最大限度把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組織到工會中來。尤其在建會模式上進行改革創新，正視新就業形態跨區域、跨時空的運行特點，采取重點建、行業建、兜底建多層次多類型的建會方式，重點推進頭部平臺企業工會和行業工會聯合會建設，將其作為發展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入會和管理服務的重要載體。

另一方面，工會把平臺集體協商作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維護的著力點。在上級工會的推動下，突破勞動關系和地域限制，在全網勞動者中推選協商代表、開展集體協商并簽訂全網集體合同，經過全網職代會審議通過集體合同，這是工會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的突破性進程。頭部平臺企業在各自行業領域占據龍頭地位，具有足夠的代表性，工會發揮“上代下”的優勢與平臺企業進行集體協商也具有足夠的權威性。行業的勞動權益事項由行業內代表性組織通過集體協商的方式來制定，并形成具有約束力的行業規范和行業勞動標準化體系，在平臺經濟發展的靈活性以及勞動者的安全性上取得平衡，這已經成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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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政策推進勞動法治高質量發展

婁宇 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

熱點：2023年5月，人社部、最高法聯合發布新就業形態勞動爭議典型案例，首次聚焦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關系認定問題；2023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二）（征求意見稿）》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聚焦破解勞動爭議裁判難題……如何看待司法政策發展對勞動法治的推進作用？未來應如何完善勞動法治？

點評：司法政策是國家司法機關根據法律法規和實踐情況，制定的一系列指導司法審判工作的規則，與法律法規相比，司法政策有強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也更具時效性。

近年來，我國勞動爭議領域呈現出兩類突出問題：一是互聯網平臺經濟的迅速發展帶來了數量龐大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他們與平臺企業和相關機構的法律關系復雜且認定難度大，勞動權益保障不足；二是傳統勞動關系領域的權益落地難，各地勞動仲裁機構和法院對法律的理解和適用不統一，同案不同判現象較多，勞動法律法規實施效果不佳。典型案例是我國行政主管機關和最高審判機關首次通過“以案說法”的方式剖析平臺用工的法律關系特征，不僅明確了“事實優先”的勞動關系認定原則和“從屬性+要素式”的勞動關系認定思路，而且首次明確不完全符合確認勞動關系情形及相應的勞動者基本權益。“司法解釋二”征求意見稿對實踐中多發的爭議問題給予了明確的處理方案，對于統一裁判尺度、順暢裁審銜接等具有重要意義。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統籌立改廢釋纂，增強立法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時效性。司法政策在不改變現有立法格局的前提下實現了法律法規的統一正確適用，有利于保障勞動者權益、構建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從近年來最高法與人社部聯合發布的一系列司法解釋、典型案例、意見、指導意見等來看，司法政策已經成為我國勞動法治發展進步的動力之源。可以預見，經過司法政策不斷的積累、疊加和升級，勞動立法、司法、執法和守法體制將逐漸形成一套穩定的生態系統，助力實現勞動法治的高質量發展。